庆祝青海解放70周年:朝发夕至不是梦

  20世纪70年代初,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工作。那会儿在州县工作,下乡是常有的事。我作为州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,更少不了跑基层。海西州有3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,相当于内地一两个省的面积之和。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之中,下去走走,不可能都是安步当车,也不可能都骑自行车。在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之前,汽车应该说是这里最快捷、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,可汽车却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。那个时候,无论州上还是县上,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帆布篷的北京吉普,州县领导出行尚且不能百分百地保证,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,就更不敢心存奢望了。通客运班车的地方倒还好说,买票乘车就是了。难办的是,很多地方根本不通班车。还有一些地方,如茶卡、乌兰、都兰、香日德、诺木洪等地,虽然也通班车,但却只有过往车辆而没有始发车。一到这些地方,你若想乘班车,那就得先看看车上有没有因乘客下车而空缺出来的位置。也许是“美好的事情往往容易忘记,苦涩的事情恰恰不容易忘记”的缘故吧,时隔多年,我的脑海里还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买不上班车票的情况下,就只好坐在公路边上等待过往的货车,希望师傅能顺路捎带自己一程。一见有汽车过来,就连忙站起来招手,可车上的司机就像没看见你似的,一往无前地绝尘而去,留给你的,只是一股滚滚烟尘和难以言喻的失落。一辆车过去了,又一辆车过去了,可你依旧在老地方待着。

  现在回过头来看,货车司机一般不愿带人,其实是可以理解的,他有他的任务,干嘛要多此一举呢?再说,从安全角度考虑,带个人也未必就好。那个时候,海西有好几个劳改农场,万一来挡车的是个穷凶极恶的逃犯,岂不麻烦?

  从县到公社,从公社再到生产队,要么是没有公路,要么就是路况很差,汽车根本无法通行。坐车既然无望,骑马或者步行无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。不要说像乌兰县戈壁公社、蓄集公社这些离州上不远的地方,我们可以不在话下地徒步往返。就是比这更长的路,我也走过不止三五回。有一年夏天,我在都兰县采访,县上的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巴隆公社的采访线索。我搭乘一辆便车到达公路边上的依柯高里农场。一打问才知道,我要去的巴隆公社塔文托洛哈大队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呢,那里不通汽车。在问清道路之后,我毅然决定徒步前往。没想到,这么偏远的地方竟然会有那么多的蚊子。蚊子又大又凶,一见有人走来,它们便疯狂地围拢过来,在你的头顶盘旋,在你的耳边嗡嗡,弄得你烦不胜烦,一时没了脾气。不得已,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蒙在头上,以抵御蚊子的侵袭,差不多走了一天才到达塔文托洛哈。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状况还好,一个人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原漠野,倒是没有多少安全方面的忧虑。要是猛扎扎跳出几个拦路抢劫的歹徒,那我可就呼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了。

  下基层难,回老家探亲又谈何容易!长时间的坐车、换车,常常弄得人头昏脑涨。我们从德令哈乘坐班车,沿着凹凸不平或者满是“搓板”的公路向西宁进发。第一天只能走到茶卡或者黑马河,晚上在灯光灰暗的旅社住一宿,第二天下午才能到达西宁。到了西宁不见得就能马上买到去西安的火车票,只好又在西宁耽延两三天。西安下车以后,还需要换乘开往家乡的汽车,等双脚踏进家门,四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当然,比之老一代柴达木人,我们的行路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。一位1958年最早进入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厂元老给我说过,他们当年从西宁去盐湖,统共800公里的路程,却在汽车上整整颠簸了7天。如今,有7天时间,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都可以打一个来回了。

  我印象中,那些年的绿皮火车开得很慢,乘客好像也特别多,逢了学生寒暑假或者春节,车厢的过道里、座椅下、厕所里都站着、躺着人。大约是在1980年的农历正月吧,我和妻子、女儿从西安上车返回青海。只见从上海开往西宁的火车上人头济济,摩肩接踵,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,不要说在车厢里随意走动了,连挪挪身子都异常困难。我们买的是站票,途中也一直找不到座位,只能百无聊赖地站着,从西安站到宝鸡,从宝鸡站到天水,又从天水站到兰州。这时候,也只有在这时候,人才会禁不住从心底生出一声感叹:青海太远了!孩子不像大人那样能忍耐,她不时流着眼泪问我们:西宁咋还不到呢?我们只能好言抚慰:快了!快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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